我有一个同学在四川当乡长，他刚上任的时候，没有地方办公，因为旧的办公楼拆除了，新建的办公楼因为拖欠工程款未能交付使用，包工头一把大锁锁住，外加一个老汉看门。新乡长灵机一动，买通了看门老汉，带领乡干部假装偷偷翻墙进场办公，同时加紧向在外地工作的老乡发出捐款请求，等到包工头发现时他已经筹齐部分款项。
基层农村像这样的故事层出不穷，盖因为财政困难。对于这些困难地区的乡镇干部来说，向外地老乡筹款是一个常见的办法。全国各地不少县市的财政筹款，主要不是靠捐赠，而是巧立项目，求老乡走关系，找上级财政拨款。陕西“周老虎”的故事就是这样发生的。
过去，基层财政可以从农民头上想办法，但是现在越来越难办，原因是国家扶持三农，对农业税费的减免越来越多，管理越来越严。而且农村身强体壮的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，出现了只剩老弱病残的空心化现象。
上周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，透露出两个引人注目的数字：3.33∶1和9646元。一个是去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，一个是两者之间的绝对差额。这两个数字属改革开放以来的“最大”。这两个数字的背后，是城乡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，显示出极大的社会不公，也潜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。而且这个差距还在扩大。
于是，9月2日，全国政协的相关会议提出，统筹城乡发展最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。这是中国下一轮改革发展的重点，也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。据悉，今年10月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，农业问题也将成为重点关注。
免税加农业补贴，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，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的一种基本政策，旨在支持和保护本国农业。美国、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组织，常常因为农业补贴过高而遭致别的国家向WTO投诉。据统计，目前这些国家农场主的收入40%左右来自政府对农业的补贴。而中国长期实行工农剪刀差政策，农民得到的低补贴不仅少，还要交纳繁多的税费。现在虽然免除了农业税并增加农业补贴，但是和发达国家比起来，中国的农业补贴仍然很低。
秦晖教授曾经论述说，中国的农民更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市民概念，因为和城里人相比，他们更有独立自主、自我谋生的意识和能力，但是严重倾斜的城乡二元政策，使得他们不能获得市民应该拥有的权利和福利，多数人只能挣扎在生存的边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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